西部大开发十年特别是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近几年，作为“西部之心”的四川省成都市，把握城乡统筹实践与发展高端产业、产业高端的契机，并结合城市自身的历史禀赋与特色，汇聚起众多世界巨头的关注，激荡出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爆发了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

　　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专家称，成都走出了一条内陆城市科学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样板看深圳，后三十年的样板可能就该看成都了。”

　　对于一个西部内陆城市，成都何以吸引英特尔、戴尔、富士康、仁宝、联想、奇宏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及500强“扎堆”而至？成都何以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特大地震的双重压力下，实现“弯道超车、直奔高端”？作为众多重点项目的具体承载地，成都高新区为何能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规模经济、可持续发展、知识创造与孕育创新能力等方面都高居全国高新区第一方阵……

　　成都，这个此前在世界地图上因国宝大熊猫而闻名的中国西部城市，为何能在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格局调整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继强。他以一个经济学博士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从更纵横、更宽广的角度，在新的背景下解读“产业与城市”这一历史命题。

　　产业推动人类文明
　　产业与城市到底是何关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产业的提升或变迁，都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全新动力；而各个城市的历史积淀、文化氛围、演进历程等则为产业发展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汤继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城市的禀赋和积淀，导向着发展或承接产业的环境和基础；而产业发展对一个城市的意义，则不仅代表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给城市带来深刻的产业逻辑结果。

　　“细数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从农耕文化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文明，伴随着产业发展的是工业化、城市化。”

　　在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时代，较为发达的第一产业铸就了中国古代的辉煌，从大唐盛世到康乾盛世，尽管被有的学者称为“落日的辉煌”，但中国仍以占世界三分之一强的GDP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第一产业大国。

　　“可惜的是，在第二产业迅猛发展以致改变全世界格局时，中国掉队了。”汤继强认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将原来以为没有价值的地球资源，开发为极具商业价值的经济资源，工业人口的急剧增加推动了现代城市的出现。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则仍以农业为傲，在各国轰轰烈烈进行革命时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错失了第二产业兴起和发展阶段的良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路，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创造了海内外热议的‘中国模式’。原因何在？无庸置疑，也是产业的力量。”

　　汤继强认为，不管是西方两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都可以证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往往是国力提升、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标志，而文明的演进则是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来推动的。

　　“如何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就在于产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政府努力、政策引导、市场力量、历史积淀、产业发展逻辑都将引导产业逐步与城市禀赋相符。”

　　成都提出建设“自然之美、城乡一体、社会公正”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汤继强认为，需要依靠产业的力量或产业的支撑，才能使成都这座城市的发展案例得到很好的诠释，“产业是力量、动力、推手，与城市外部环境互动补充、和谐交融。其实，成都也是这么做的。”

　　成都“弯道超车”的解读
　　对于成都而言，如果说十多年前在世界版图上还仅只定位为“熊猫故乡”的话，十年后已赫然成为世界产业版图上备受跨国企业巨头关注的坐标。汤继强称，这样巨大的变化，产业是第一推动力。

　　“我认为对西部地区甚至中国来讲，产业与城市的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或者正在努力寻找接近正确的答案。而成都近年的实践无疑可以为解读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的城市定位一直让人眼花缭乱，从天府之都、国际大都会、中国第四城，到休闲之都、东方伊甸园，再到“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展示的都是一座城市对城市化的冲动和向往、迫切想要开放的意识，以及对发展路径选择的摇摆不定。

　　“像重庆、武汉甚至上海发展传统工业的模式对成都而言都不适合，近几年成都终于在‘弯道超车、直奔高端’的发展道路上找到了感觉。”汤继强解释说，成都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实际是两部分，一方面是按照“全域成都”的规划理念推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从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和户籍等方面“破冰”，从而初步弥补了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巨大裂痕，努力营造“人在园中、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的良好外部环境和与之匹配的软硬件设施。

　　另一方面，成都在打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把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低碳环保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作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相比国内同类其他城市，市场辐射能力强、产业发展配套好、物流交通便捷、人才资源丰富、环境宜居宜业等优势，使成都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优选城市。

　　汤继强认为，正是准确的产业演进脉络与城市发展定位，使得众多城市都在“争抢”的国内外重大产业项目接踵而至，最终落户成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9月14日，戴尔与成都市正式签约，在成都高新区建立集生产、销售和客服于一体的戴尔（成都）旗舰基地，这是其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主要运营中心；

　　9月15日，四川省与新加坡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由新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成都高新区合作建设新川创新科技园，通过高新技术转化和应用，打造集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生活于一体示范性园区；

　　9月26日，成都市与台湾仁宝集团正式签约，仁宝集团将在成都双流规划建设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争取2011年底前笔记本电脑产能实现1000万台；

　　9月27日，世界500强企业——澳新银行与成都高新区签署协议，决定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运营中心放在成都；

　　10月15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宣布，在中国设立其第一家生产制造基地——德州仪器半导体制造（成都）有限公司；

　　10月22日，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投产，意味着正式全面启动富士康相关项目……

　　这个金秋，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落户、投产，再次聚焦了全球对成都的关注，使成都产业的发展呈现爆炸式的汇集。正如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李晓白的描述，“成都的发展吓了我一跳。”

　　汤继强笑称，时间在成都高新区显得尤为紧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项目在寻求落地，也几乎每天都有项目需要加速推进。”

　　产业脉络与城市传承
　　事实上，从英特尔经过对上海、苏州、深圳、西安、成都五个城市进行长达两年的考察和比较，最终于2003年8月选择在成都建设芯片封装测试厂开始，成都东西中轴线的最西端、城西的出口加工区，就开始汇聚起各个产业的行业翘楚，让成都拥有后来居上的绝对竞争优势与产业聚集竞争力，甚至改写了成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优势如巨大的磁力吸引了国内外巨头的关注和兴趣？究竟是什么力量为成都这座千年古城注入生机，使其焕发新颜，并成为美国《福布斯》榜上未来10年发展最快城市之首？

　　区位环境、政策优惠、人才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潜力、政府服务等影响因素无疑兼而有之，但却难以解释短时期内国内外巨头“扎堆”成都的原因。

　　《福布斯》(中国版)总编周健工解析称，成都拥有很强的工业发展基础，同时电子信息产业与创意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这些都成为成都发展的原动力。

　　汤继强亦认为，是现代的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为成都带来的机遇，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低碳环保产业、新兴产业等带来革命性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各地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才、政策、软硬件环境、政府服务等要素对招商引资的作用，并铆足劲儿下功夫，各个城市这些方面的差距其实在缩小。”此前，阿里巴巴、戴尔、台湾奇宏反复提及，改革开放初期所提及的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等已不是其落户成都的最主要因素，综合竞争优势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成都在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落后”反而成为其后来居上的“资本”。汤继强笑称当年的成都“只有四根半烟囱”，跟重庆、武汉、上海等传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影响力或发言权。

　　“在传统产业时代，成都无疑是掉队了，相当于一张白纸空下来；但成都抓住了文化建设、科教建设、人才培养、软硬件环境打造，终能厚积薄发。”

　　目前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成都分院等中央在川科研机构184个、优异重点实验室15个、优异工程技术中心9家、优异专业研究机构10余家、国际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两院院士57名，72所普通高等院校中5所列入全国“211工程”，为成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高端科教能力和高端研究人才。

　　更重要的是，成都这座千年古城所凝聚起来的历史积淀为承接今日的新产业做了很大的贡献，产业业态与城市禀赋相辅相融，这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在中国‘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四川就是国家布局的重要电子工业基地，一些重点研究院所甚至军事化的研究所放在成都，为成都留下了很多IT基因。这些基因极大地吸引了英特尔等产业巨头，使成都这个内陆城市搭上国际化列车，从而在西部拔得头筹。”

　　而产业的入驻又飞速地改善着过去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制约瓶颈。“比如航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已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最繁忙的民用枢纽机场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客货集散地，而在英特尔生产基地建立以前，成都的货运少之又少。”

　　成都空港货运站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剑的经历应证了这一说法，“如果没有大企业的进驻，成都物流发展速度没有这么快。”黄剑还记得英特尔公司刚进驻成都时，“成都物流的得分非常低”。此后，按英特尔的要求，机场货运站进行大力整改，众多在成都“安家落户”的世界知名高新技术企业如仁宝、戴尔、联想、奇宏等也纷至沓来，货运站从70%的国际货运是服装和农产品，转变为超过50%是IT产品。

　　此外，四川目前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达到34个，总里程3590公里，全国排位第一；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5893公里，全国排位第二。四川铁路在建项目14个，从2010年至2020年每年铁路建设投资将高达200亿至500亿元……“蜀道难”变“蜀道通”的步伐明显加快。

　　这一切无疑加大了众多国内外企业选择成都的砝码。台湾奇宏、戴尔等巨头在回应落户成都的原因时，都提及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与开通，将以成都生产基地为中心，产品、服务辐射至亚欧广大板块。

　　汤继强兴奋地描述道，“通过海铁联运，成本可便宜两至三成，时间节约一半，以成都为原点可覆盖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非洲广大版图。古代南丝绸之路将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复兴。”

　　成都产业的立体构建
汤继强认为，如果将成都分别置于历史文化意义、全球视野和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成都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崛起将解读出更深刻的意义。

　　“成都平原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贡献，多得不可计数，多次发挥了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支撑作用。”以秦统一六国为例，除汉中平原外，因开凿都江堰而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平原，也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肉食等支撑。抗战时三百余万川军出川，四川担当了30%的税和10%的兵，依赖的依然是成都平原大后方的人力、物力支持。

　　而在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之际，沿海地区以来料加工、简单外贸等方式，首先加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广大西部地区只能为东部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能源、人才民工，东西部的差距不断拉大。

　　因此，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十年，并将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之时，成都把握住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在全球经济发展新规则、新技术诞生之际，将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作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创新性地“反梯度”承接产业，使成都一下站到了几乎与世界同步的高点，成为西部地区的“东部”，还避免了沿海地区发展所走的弯路。汤继强认为，这才是成都未来发展最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证据。

　　同时，与重庆、武汉等城市发展产业不同，成都对产业的把握是定位于“立体构建”，而非简单的“垂直整合”。汤继强形象地解释道，如果说垂直整合是“克隆”某个产业的话，立体构建就是“克隆+创新”。

　　“垂直整合需要引一个大项目，并配套引进上下游产业，花费时间比较长；而立体构建则是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结合自身禀赋进行创新，相当于把产业链上下左右延伸、做粗做长，把产业服务半径有效缩短，投资效率、服务环境、服务质量提高，从而使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汤继强自豪地说，成都产业的发展，既有垂直整合的元素，又初步形成了立体构建良好态势，更为丰富而宽广，也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东西，为内陆城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找到一个“非标准答案”。

　　甚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成都市还在努力避免“产业孤岛化”和“城市空心化”等城市发展的“通病”。以成都高新区正在打造的“天府新城”为例，“没有围墙”的天府新城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为核心和动力，为一个产业建一座新城，在为中国乃至所有开发区解决产业和新城建设的关系破题。

　　汤继强解释说，产业是先导，新城是载体，住房在整个建筑体量中所占的比重约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是产业用地。在新城里，工作和居住融为一体，使天府新城不会出现“潮汐式”的人流和车流，也不会在夜晚变为“空城”甚至“死城”，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产业孤岛化和城市空心化问题。

　　天府新城的这一规划和发展模式还得到了四川省的肯定。在今年9月召开的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形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而“天府新区”将整合多方面的相关资源，成为四川、成都大产业、大项目的聚集地。

　　“宜业宜居的环境使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愉快地工作、幸福的生活，在成都这个平台上就可以实现。产业、人才、城市在这里如八卦图一般循环往复，形成了良性互动，就能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加速发展。”

　　成渝经济区的“发动机”
　　这一切发展与变化，受益的决不仅仅是成都，甚至也不止是四川。“对比改革开放之初由深圳、广州带动起来的珠三角，和由上海带动起来的长三角，以及如今的环渤海经济圈，成都、重庆作为西部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能不能通过产业内部彼此配套的关联，将成渝经济区或西三角地区带动起来，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弥补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推进社会公平公正，都是成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

　　而在汶川大地震后，四川和成都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所凝聚的精神、对口援建省市和港澳台地区的支持、国际社会各界对四川的关切，都转化为四川和成都加快产业发展、承接转移的力量。

　　成都此前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产业配套、软硬件环境、人才储备、资源能源、政策支持，以及震后成都的安全，也足以支撑相关产业的转移和大项目的落地。成都在双重压力下奋发图强，从危机中把握住了机会。

　　“尽管有地震和金融危机，也挡不住成都崛起的势头。这座西部内陆城市终于在把握产业和城市的对话过程中升腾起来！”

　　然而，这样的升腾也给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以何种态度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如何把握机遇主动融入经济圈，如何有效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汤继强表示，搞产业要与所谓的政绩工程严格区分开，必须脚踏实地地做。思想一旦解放、政策一旦到位，坚持目标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抓产业，先觉先试必将先行先成。

　　“通过产业，使城市有了发展的支撑，又通过城市之间的辐射，将区域经济带动起来。成都安则四川安，四川兴则西部兴。”

　　产业重塑社会价值观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成都已展现出一片大好的发展形势，汤继强在欣喜之余却依然保留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思。

　　“尽管成都特别是成都高新区已在行政审批环节上尽量缩减，但由于行政层级划分的原因，成都高新区在引进项目时仍容易让别人觉得没有其他开发区决策效率高；国家给相关政策时也有较多顾虑，使成都竞争时显得比较单薄。成都发展产业真正需要国家巨大的扶持帮助，要避免国富民不富、国富产业不强。”

　　更让汤继强忧虑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并没有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现在的社会使人越来越急功近利，让一些浅薄和浮躁的东西成为孩子的崇拜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当明星挣大钱，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尊敬科学家、实干家、创业家。”

　　曾在美国留学的汤继强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产业覆盖全球，但始终都抓住实体经济没有放松。“产业的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发展应该是理性而不是轻浮、是实干而不是侥幸。”

　　汤继强表示，对于成都高新区而言，随着众多项目建成投产，未来将有二、三十万人在此生活、工作，社会价值观、企业认同感的缺失，有可能对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难以估计的影响。

　　“这二、三十万人，踏踏实实时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折腾起来’可能让这个城市都不安宁；个人力量微弱时，以自残的方式向社会抗议，当若干个微弱个体集中起来后，则可能重新改写游戏规则。”汤继强称，必须以产业的发展树立创业实干的典型，给他们以梦想和希望，让他们觉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尊严，有荣誉感、幸福感和自豪感。

　　同时，汤继强表示，在中国以三十余年时间跨越式走过西方两三百年较平稳发展的道路时，特别需要考虑产业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政府的反应能力，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文化体系、政务服务体系、行政构架体系等得以协调配合，力争实现平滑过渡。

　　“美国的经验学不全，但教训要吸取。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与冲突，可能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在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以产业的发展成果弥补、平衡各个阶层、各个利益诉求主体的关系，促进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成都的城乡统筹实践，不断通过释放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百姓，建立科学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将有把握应对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矛盾的冲击。”